錢穆的文學研討，不該以專業水準權衡
原教學場地標題：非專業的文學研討
作者：陳平原
來源：《東方早報·上海書評》（2016年6月12日）
時間：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蒲月初八日乙丑
耶穌2016年6月12日
現代學術的一年夜特征是專業化。時至本日，還說“一物不知，儒者之恥”的，不是天賦，就是癡漢。承認“術業有專攻”，并非逝世守楚河漢界，選擇適當的時機高低求索，擺佈開弓，這樣聰明的學者年夜有人在。考慮到傳統中國文史不分炊，“史家”愿意“論文”，從來不會被低估，反而能夠被高看一眼。
二十年前北京年夜學出書社發布王瑤主編的《中國文學研討現代化進程》，討論晚清以降十七位研討中國文學的大師，此中前幾位如梁啟超、王國維、陳寅恪、胡適、郭沫若等，都是文史哲兼通，開一代風氣的年夜人物。此外，顧頡剛的《孟姜女故事研討集》、傅斯年的《中國現代文學史講義》、范文瀾的《文心雕龍注》以及鄧廣銘的《辛稼軒年譜》等，也都是史家談論中國文學的高深之作。那么，錢穆（1895-1990）講述、葉龍收拾的《中國文學史》，能否可放在此系列中談論呢？答曰：不可，因其屬于淺顯讀物，不像上述諸君在中國文學研討方面有所衝破，值得專家認真對待。
葉龍收拾的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，前年在《深圳商報》連載，往年由成都的六合出書社發行，發行狀態很好，但媒體及學界的評價天差地別——前者熱情擁抱，后者置若罔聞。我的立場居中，既不認同過度吹噓，也不主張完整抹殺。在我看來，這是一位歷史學家偶爾客串講授“中國文學史”課程的記錄收拾稿，不該以專業水準來權衡，而應重要著眼于課堂呈現、通才理念以及文明自負。這樣，才幹準確地為此書定位。
從講演錄到文學史
葉龍收拾的《中國文學史》，并非錢穆第一種文學研討著作。作為史學家，錢穆重要以《先秦諸子系年》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《國史年夜綱》等在學界享有盛名。此外，還有良多學術史、思惟史或文明評論書籍，“惟有關文學方面，僅有一冊，名《中國文學講演集》”（參見《八舞蹈場地十憶雙親•師友雜憶》314頁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6）。這是錢穆八十八歲完成《師友雜憶》時的感嘆。言下之意，這方面的任務，他本來可以且應該有更多的結果。大要是為了彌補此缺憾，第二年臺北的東年夜圖書公司發行《八十憶雙親•師友雜憶》，同時發布了錢著《中國文學論叢》。
1963年噴鼻港人生出書社版《中國文學講演集》收文十六篇，1983年東年夜圖書公司發行的《中國文學論叢》在前書基礎上，添加了十四篇。這兩冊“文學論”，基礎上都是演講稿，“并沒有一貫的計劃和結構”，且因“聽眾對象分歧，記錄人亦分歧，是以所講所記，精粗詳略各分歧”，但作者對自家講授中國文學的才能及程度還是很有自負的：“我曾在新亞講過兩年中國文學史，比較有系統，但我在冗忙中，并未能把學生課堂筆記隨時收拾刊定。”（參見錢穆《〈中國文學講演集〉自序》）半個世紀過往了，這收拾課堂筆記的遺愿，總算由門生葉龍代為完成。在這個意義上，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的發行，還是可喜可賀的。
支出《中國文學講演集》的《中國文明與中國文學》《中國散文》《中國文學中的散文小品》，以及支出《中國文學論叢》的《中國文學史概觀》《再論中國小說戲劇中之中國心境》等，都值得一讀。除了這幾篇文章自己自有佳處，還因其與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有頗多關聯。此外，錢著《中國學術思惟史私密空間論叢》（合肥：安徽教導出書社，2004年）卷一的《讀〈詩經〉》《〈西周書〉文體辨》，卷二的《中國現代散文——從西周至戰國》，卷三的《讀〈文選〉》，卷四的《雜論唐代古文運動》《教學場地讀〈柳宗元集〉》《讀姚鉉〈唐文粹〉》等，也都是在講授文學史課程時略有設法，日后擴展成專題演講或專業論文的。也就是說，從專業角度考量，錢穆談論“中國文學”的精華，不在這冊課堂筆記收拾本中。
除了課堂講授的特點，還必須考慮錢穆自己的學養與精神。1955年的錢穆，正為掌管新亞書院事務忙得不亦樂乎。自1949年秋天創校，到1964年炎天辭職，加上此前亞洲文商學院一年，錢穆自稱“亦為余生平最繁忙之十六年”（《八十憶雙親•師友雜憶》308頁）。看一介書生若何赤手起身，與諸同志齊心協力，在兵荒馬亂之際，為延續中華文明血脈而艱難辦學，還是很讓人感動的。這種任務狀態，與三十年月在北年夜教書，每周四節課，旅居湯用彤家，離太廟很近，經常在參天古柏下備課，“發思講座場地古幽情，一若惟此最適宜”（《八十憶雙親•師友雜憶》147頁），完整不是一回事。
雖說錢穆早年熱愛文學，教過中小學國文，可長期盡心盡力治史，無暇他顧；現在挑起講授中國文學史的重擔，近乎急就章，不成能有幾多出色的見解。清楚此書的來龍往脈，對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就不會過高等待或過分苛求。
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共三十一章（含“緒論”與“結論”），從先秦一向講到晚清，1對1教學這般貫通性著作，沒有長期積累，很難一揮而就。此書學術程度不高，但作為散文閱讀很不錯。這么說，并非完整貶義。現在的文學史著作，部頭越寫越年夜，越說越復雜，知識傳授很周全（準確與否不論），但年夜都不成讀。錢著則相反，學術創見甚少，但都雅，一口氣就能讀完，偶爾還會心一笑。錢著其實參考了不少別人著作，但從不聲張；專業著作不克不及這么做，課堂則無所謂。尤其是講文學通史，沒有人全都了然于胸的，有所借鑒很正常。只不過以下這段話，因媒體的再三引述，把大師的胃口吊得很高：“直至本日，我國還未有一冊幻想的‘文學史’出現，一切尚待吾人之尋求與創造。”（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第4頁，下同）其實，錢穆只是泛泛而論，并非自我標榜；讀者正不用自作多情，以為錢著真有此成績。
談論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，無妨就以第三篇“《詩經》”為例。講中國文學史，《詩經》是重頭戲，誰都繞不過往，很能考驗講者的學術程度及授課技能。錢穆先從“《詩經》的話很美”說起，強調“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；今我來思，雨雪霏霏”，確實“與東方荷馬史詩之風格意境完整分歧”。“‘楊柳’代表惜別之意有三千多年。樹枝搖動有親近之意，可以說，東方并沒有這般傳統的文明。共享會議室中國三千年之古典文明，其簡明乃有這般者。”（11頁）接下來，略為解釋什么叫風雅頌、賦比興，斷言《詩》三百篇“實即寫物抒懷之小品”（14頁）。再引兩句陶詩，還有陸游暮年山村寫作，贊揚其好就好在天人合一。“吾人如欲清楚此種詩境，必須先懂賦比興，是到了天人合一、心物合一的意境，這與東方文學分歧。東方之神性，乃依附內在命運之設定，故鬧成悲劇，如《鑄情》（引者按：即《羅密歐與朱麗葉》）。馬克思要達到把握本身命運，要打垮敵體，絕不克不及戰爭共處，故不會有天人、心物合一個人空間，亦不會有如‘好鳥枝頭亦伴侶’那樣的詩。”（15-16頁）為了說明什么叫“起興”，錢穆又一一講解唐人張籍的《節婦吟》、唐人朱慶馀的《近試上張水部》、五代溫庭筠的《菩薩蠻》，最后拉回到本篇主題：“所謂‘奇文共欣賞’，欣賞的心境等于第二次的創造。如‘昔我往矣，楊柳依依……’此詩對每一位欣賞者均可作出分歧的創造，故永遠是活文學。”（20頁）這般吃重的一課，錢穆講得很輕松，東拉西扯，聽起來好玩，只是關于《詩經》的專業知識著墨太少。不談政治立場，單從“授業”角度，這么教《詩經》是不太及格的。
一部中國文學史，當然可以有各種教法，輕重緩急之間，若何處理，就看講者的才能與旨趣。課堂上的錢穆，喜歡中外比較，惋惜外國文學非其所長，話雖說得風趣，但多不靠個人空間譜。別的，既然講通史，元明清三代的小說戲曲，無論若何不該草草打發。只講古典詩文而藐視小說戲曲，清末平易近初有過（如林傳甲），但二十年月以后的課堂及著作，不太能夠這么做。這本是明顯的缺憾，可作者故作鎮定：“小說戲曲這一類文體，在東方算是正宗，在中國則否則”（290頁）；“詩文可以說是中國文學的正宗，這是客觀的講法，《水滸傳》《紅樓夢》等只是消遣的讀物”（305-306頁）。要真的認定《紅樓夢》何足道哉，那也是一種立場（盡管顯得陳腐）；但實際上，錢穆之所以這么做，除了自家沒有幾多研討，重要是看不慣胡適鼎力表揚《紅樓夢》（333頁）。日后，在《中國文學史概觀》（見《中國文學論叢》47-64頁）中，錢穆年夜幅度調整，談現代詩文僅占六頁，而說元明清戲曲小說的竟有九頁，只是在揚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而抑《紅樓夢》《儒林外史》這一點上，還保存了自家的閱讀經驗。
錢著談及詩歌部門，可謂“也無風雨也無晴”。以下這兩段評語，說不上獨創，但總算有點自家體會，且合適作者愛崇儒家的立場：“陶潛、王維和孟浩然三人都是田園派詩人。論性情，孟之性情在王之上，陶之性情更在王之上。陶詩變自孔孟，王詩則變自佛理而帶有政治意識。陶淵明性情如虎，極為活躍，其詩更為可愛。”（201頁）“杜甫的詩不超脫，卻是人生實用的，故其境界比莊子為高，莊子只是一位哲學家；陶淵明與屈原比擬，陶為教學場地人退隱而分歧作：故屈原、杜甫可說已達到中國文學的最高境界，而莊子、陶淵明則較次。”（66-67頁）同樣是滿天星斗、興會淋漓地“談詩”，比起前輩陳衍，或同代人顧隨來，錢穆明顯顯得隔，或謂“不外行”。
錢穆真正有感覺的是古文，這一點在《中國文學史》中看得很明白。第七篇“中國現代散文”、第十四篇“漢代奏議、詔令”、第十七篇“建安文學”以落第二十三、四篇“唐代古文”高低，是較能顯示作者學養與才華的舞蹈教室[第九篇“楚辭（下）”談文學的地區性以及地輿名詞考證，因作者原有相關論文，也能出彩]。這很年夜水平緣于作者早年的文學興趣，以及教習中小學國文的經驗。據錢穆自述，“自念幼嗜文學，得一詩文，往往手鈔口誦，往復爛熟而不已”（《〈中國文學論叢〉再序》）。由韓柳文章進手，逐漸深刻古典世界，最后成為現代中國有名的史學家，這一獨特的治學經歷，在《〈宋明理學概述〉自序》（見《宋明理學概述》，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84年）中有更為清楚的表述。正因早年沉淪韓柳古文及桐城文章，日后雖轉為治史，一旦需求講授文學史課程，錢穆還是能有若干自家體會。
至于第十四篇表揚曹操寫詔令文“揮灑自若，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”；“筆調肆意揮灑，且帶有俏皮而浪漫的情味”（88-89頁），其實得益于作者早年在廈門集美學校教國文時的發現。《師友雜憶》曾談教學場地及發現曹操《述志令》的故事：舞蹈教室“時余方治中國文學史有新得。認為漢末建安時，乃古今文體一年夜變。不僅五言詩在此時興起，1對1教學即散文為體亦與前年夜異。而曹氏父子三人，對此方面有年夜貢獻。惟曹氏此文，不僅不見于《文選》，即陳壽《三國志》亦不錄，僅見裴松之注中。故首加選講。”（《八十憶雙親•師友雜憶》103-104頁）此乃暮年追憶，并非第一手資料，但我還是認可錢穆的自述。
一個中學教師，從《三國志》裴松之注中發掘出曹操的《述志令》，由此悟出建安時期乃古今文體一年夜轉變，并將其選作課文，確實很有目光。問題在于，收拾者葉龍為了表揚乃師學問，稱“曹操在文學上之成績與特別位置，實為錢師近代最早之發現者”（142頁），且在跋語里再三辯駁（343頁），這就有點過分了。因為，“文學貴能自覺獨立，其自己即有獨立的價值技能，此即始于建安文學”（131頁），這樣的年夜判斷，明顯不是錢穆從其謹記的儒家學說中能夠推導出來的；至于“所以有人稱他是一位改革文章的祖舞蹈場地師”（89共享會議室頁）這句話，更是流露錢穆講這兩章時，參考了魯迅的《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》。
錢穆講現代文章，確有自家心得；但為了讓學心理解，借用若干新詞，反而顯得不般配。好比，錢穆推重韓愈，稱他是“中國散文作家之始”（245頁）、“數千年來在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年夜的第一流年夜文豪之一”（244頁），這都沒有問題，遺憾的是不恰當地引進“純文學”的概念：“現代的經、史、子雖亦可說是文學，但并非純文學，韓愈在文學上的貢獻是：到了韓愈，才從這批典籍變成純正的散文，即成了純文學。”（224頁）“純文學”這個新詞，從錢穆口中說出來，總覺得有些怪僻。至于稱“中國近數十年來一向搞純文學的，可說只要魯迅一人”（306頁），那就更是不知所云了。《中國文學論叢》中收有《中國散文》及《中國文學中之散文小品》兩文，都在表揚韓愈，一說“散文確獲有純文學中之高尚位置，應自唐代韓愈開始”；一稱“唐人喜歡寫詩贈人，韓昌黎改用贈序和書札等，外形是散文，內情則是詩，是小品的散文詩”（見《中國文學論叢》68頁、88-89頁）。在我看來，后者更為妥當——可見錢穆也在不斷地自我修改。
課堂的魅力及呈現
從學術著作角度批評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，明顯牛頭不對馬嘴；人家本就是課程講授筆記，不成能有幾多創見與新知。只要將會議室出租此書還原到1955年新亞書院的課堂，才幹準確判斷其得掉。幾年前我曾撰寫《“文學”若何“教導”——關于“文學課堂”的追懷、重構與闡釋》（初刊[噴鼻港]《中國文學學報》創刊號，2010年12月；支出《作為學科的文學史》，北京年夜學出書社，2011年），談及康有為、章太炎、魯迅、朱自清、黃侃、汪辟疆、沈從文、顧隨、錢穆、臺靜農等人的文學課堂，特別說起新亞書院的課程設置中，“文章”占很年夜比重，並且由院長親自任教；“錢穆做出這一選擇，或許有師資氣力或學生興趣的考慮，但起碼是對自家的文學修養很有掌握”（《作為學科的文學史》197頁）。
為何要關注文學課堂？那是因為，“晚清以降的中國年夜學，總的趨勢是重‘學問’而輕‘教學’。學問好但不會講課的（如劉師培），問題不年夜；反過來，很會講課但極少著作的（如羅庸），可就年夜年夜吃虧了。當初聲名遠揚，時過境遷，很不難被遺忘”。上過年夜學的人都清楚，那些曾經生氣勃勃地活躍在講臺上的傳授，是多么值得懷念。惋惜的是，“文字壽于金石，聲音隨風飄逝，當初五彩繽紛的‘課堂’，早已永遠消散在歷史深處。后人論及某某傳授，只談‘學問’鉅細，而不關心其‘教學’好壞，這其實家教是偏頗的”（參見《作為學科的文學史》222頁、153頁）。
閱讀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，越發堅定了我的這一設法。錢穆對“中國文學”的閱讀、欣賞與研討，屬于業余性質，分歧適放在學術史上論述；但錢穆對課堂的掌握，對學生心思的清楚，以及演講技能的嫻熟，值得我們關注。上世紀五十年月以降，錢穆的年夜部門著作，其實都是根據演講收拾而成。演講而成書，即使學術深度不夠，也自有其獨特魅力（參見陳平原《有聲的中國——“演說”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》，《文學評論》2007年第3期）。問題在于，不是一切演講或課堂都值得轉化成文字并廣泛傳播的，必須是名家、好課、善收拾，瑜伽場地剛剛能夠珠聯璧共享會議室合，成績一冊好書。
最佳狀態是，演講者口吐蓮花，收拾者共同默契，最后再由作者自己修訂增補，親自授權出書。這樣的書，學界普通將其視同自己著作，如梁漱溟的《東東方文明及其哲學》（陳政、羅常培記錄，上海：商務印書館，1922年）、周作人的《中國新文學的源流》（鄧恭三記錄，北平：人文書店，193會議室出租2年）、錢穆的《中國歷史研討法》（葉龍記錄，噴鼻港：孟氏教導基金會，1961年）。“記得早年筆者曾收拾錢師長教師所講《中國歷史研討法》，此稿經錢師長教師修訂后出書，此中有刪改潤飾，亦有增加，甚至有參加一整段的。”（參見葉龍《〈中國文學史〉跋》，《中國文學史》340頁）很惋惜，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沒有這樣的機緣。
沒能由作者親自修訂，但其學術價值依舊獲得學界認可的，也自有不少，好比曹聚仁筆錄的章太炎《國學概論》（上海：泰東圖書局，1922年）、羅常培筆錄的劉師培《漢魏六朝專家文研討》（南京：獨立出書社，1945年），以及葉嘉瑩筆錄的顧隨《鮀庵詩話》（見《顧隨文集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1986年），普通都認為可托度很高，可作為自己見解援用。而要做到這一點，記錄者必須合適以下四條件：具備相關專業知識；沒無方言方面的障礙（如章太炎）；寫字較快甚至受過速記專業訓練（如羅常培）；收拾態度極為虔誠。
作為中國文學專業的本科生，葉龍屢次聽錢穆講課，自稱完整聽得懂他的無錫口音，加上“自創草書，筆錄較快”，當初錢穆查閱學生筆記時曾表現認可，假設那時收拾成書，“很能夠會取用我的筆記本”（參見《〈中國文學史〉自序》）。考慮到錢穆的《中國歷史研討法》確實是由他記錄收拾的，我們有來由信任葉龍是此書及格的收拾者。可收拾者不該越說越神，甚至信誓旦旦，稱錢師課堂上說的每個字都記錄下來了（2016年5月27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演說）。若非受過很好的速記專業訓練，誰也不敢說全都記下來了。年夜部門學生說粵語，錢穆只好加快講話速率；加上他講課時習慣“在講壇上往來踱步之間，散發出一股很是獨特的神情”（參見陳志誠《〈中國文學史〉序二》），還有需求板書等原因，每節課講授內容無限瑜伽教室；可即使這般，眼下長長短短的各篇，年夜都缺乏以支撐起每周三節課。之所以這般較真，不是抱怨葉龍記錄不夠細致，而是提示讀者，這只是錢穆講課的年夜致輪廓。
錢穆當過中小學老師，在北年夜教書時後果也很好。無論自己的《師友雜憶》，還是同事及學生的追懷，都讓我們信任錢穆會講課。讀葉龍收拾的《中國文學史》，最年夜的感覺是技能有余而專業缺乏。此書不要說無法與劉師培的《漢魏六朝專家文研討》比肩，即使與鄭臨川記錄瑜伽教室、徐希平收拾的“聞一多論先秦兩漢文學與唐詩”、“羅庸論魏晉南北朝文學與唐宋文學”比擬，也是差了一年夜截（參見《笳吹弦頌傳薪錄——聞一多、羅庸論中國古典文學》，上海古籍出書社，2002年）。錢書的粗淺，有老師實力，有學生素質，還有課程設計的問題。
《師友雜憶》中，錢私密空間穆曾自述求學經歷：“余之自幼為學，最好唐宋古文，上自韓歐，下迄姚曾，寢饋夢寐，盡在是。其次則治乾嘉考據訓詁，藉是以輔攻讀古書之用。所謂辭章考據訓詁，余之能盡力者止是矣。……不料遭時風之變，世難之殷，而余之專心乃漸趨于史籍上。”（《八十憶雙親•師友雜憶》321頁）這般半路落發，錢穆在中國文學研討方面的功力，無法與劉師培、聞一多、羅庸等相提并論。此外，還必須考慮學生程度，晚期北年夜或抗戰中東北聯年夜中文系，集中了全國最優秀的熱愛文學的學生，這與草創時期新亞書院的生源，最基礎不在一個層面上。當老師的都清楚，你學問再年夜也沒用，面對特定學生，只能因材施教。在這個意義上，錢穆那些不太專業的論述（包含引申與交叉），說不定更適合當年新亞學生的接收程度。
讀1955年7月1日印刷的《新亞書院概況》，中文系學生需求修習的課程包含：“年夜學國文”八學分，“本課程與歷代文選相輔而行”；“歷代文選”六學分，“本課程依時代之先后，選錄名家代表作品，以見文章起落變遷之跡，為學子示范之用”；再就是“中國文學史”六學分，“本課程亦依時代為序，述文學流變之跡”，從上古說起，一向講到“明清之科舉文，五四運動后之語體文”（參見《新亞書院概況》55-59頁）。這三門課都觸及“中國文學”，講授重點紛歧樣。單看錢著《中國文學史》，良多處所蜻蜓點水，那是因為有別的課程相共同。再說，劉師培講“漢魏六朝專家文”、顧隨講“唐宋詩”，那是專題課，教師可以肆意揮灑才華；聞一多、羅庸講先秦兩漢文學或魏晉南北朝文學，之所以很有學術深度，也是是以乃東北聯年夜中文系的“進步課程”，是在學生修過“中國文學概要”后，為引導其進進研討狀態而開設的，“老師的講課等于試作示范”（參見鄭臨川《〈笳吹弦頌傳薪錄〉媒介》）。這你就清楚，作為創立不久的新亞書院中文系的必修課，家教錢穆的“中國文學史”，大要也只能講成這個樣子了。
通人期許與抗辯心態
手無寸鐵創辦新亞書院，談何不難？在日理萬機的同時，錢穆為何不選擇駕輕就熟的史學課程，而非要教從未講過的“中國文學史”？說好聽是勇于挑戰自我，說欠好聽則是誤以為本身無所不克不及。這就說到了錢穆對中國文明傳統的認識，以及成為一代通儒的自我等待。
談論現代中國學術，錢穆有兩段話很出色：“文明異，斯學術亦異。中國重和合，東方重分別。平易近國以來，中國學術界分門別類，務為專家，與中國傳統通人通儒之學年夜相違異。循至返讀古籍，格不相進。此其影響將來學術之發展實年夜，不成不加以討論。”（《現代中國學術論衡》第1頁，長沙：岳麓書社，1986年）批評過新文明運動使得舊文明舊學術掃地以盡，整個社會“治學則務為專家，惟求歐化”，錢穆反過來主張：“非謂不當有此各項學問，乃必回就中國以往之舊，主通不主別。求為一專家，不如求為一通人。”（《現代中國學術論衡》第4-5頁）基于此信心，錢穆拋開各種“專家之學”，從通人的角度談中國。于是，該書排列宗教、哲學、科學、心思學、史學、考古學、教導學、政治學、社會學、文學、藝術、音樂等十二目，用十五萬字的篇幅將五千年中華文明“一網打盡”。
關于中國文明重通人而輕專家的說法，錢穆在很多多少處所說起，且認真地付諸實踐。看他暮年演講的話題，真的無所不包、無所不克不及。別的我不敢妄議，就談他關于“中國文學”的見解。《現代中國學術論衡》中談文學，依舊是漫無邊際的中西比較：“東方文學從裡面事物求其獨特交流奇異”，“中國人貴從內心同處言，尋常平實，而其可樂可喜，可哀可怨，有更深刻更生動者”教學；“如古希臘之小說戲劇，言及男女戀愛者何其詳，何其盡。……中國詩人只言關關雎鳩四字，則人類男女戀愛之真情深情，亦已一語道盡，可無多詞”（參見《現代中國學術論衡》228-229頁）。面對老師長教師這般三言兩語的宏論，真不了解怎么回應才好。若說有點參考價值的，還是那兩句提示與勉勵：“是則欲深通中國之文學，又必先通諸子百家”；“昌黎能文起八代之衰，古人倡導新文學，宜當于昌黎有所師法”（230頁、233頁）。
在一個專業化時代，有通人志向及情懷，是年夜功德；但不克不及是以而低估專門家的意義，更不克不及把學問看得太不難，以為什么工作都能憑常識立論。錢穆暮年讀書太少而說話太多，懂的說，不懂的也說，雖是以擴共享空間年夜了社會名聲，但學界已經不再與其對話。作為演說家與傳道者，錢穆是勝利的，其精力值得敬仰，但專業成績不宜過高估計。想象他是“國學年夜師”、“一代通儒”，就能隨時隨地擺佈出擊，包打全國，實在是低估了二十世紀中國學界的成績，也低估了閱讀者的鑒賞才能。
在《中國文學史》的“結論”中，錢穆按例把魯迅、胡適等“五四”新文明人掃了一把（雖然在具體論述時常偷偷借用），然后就是：“中國幾十年來在文明學術上的弊病是：一是意見的偏，二是工夫的偏”；“我所講的并非標奇立異，乃是有根據的。五四以來硬是要別緻，要創見，這只是無知識”（333、334頁）。其實“意見的偏”以及“硬是要別緻”，不是別人，恰是錢穆本身。這其實很好懂得，主流學者可以“平允通達”，身處邊緣者，為了發出本身的聲音，不得不極力抗爭，甚至劍走偏鋒。
在《師友雜憶》中，有一段話很能傳達錢穆的心聲：“新舊文學，為余當生一年夜爭辯。惟求人喜中國舊文學，當使人先多讀中國古書舊籍。余之畢生寫作，皆期為國人讀古書舊籍開門路。”（《八十憶雙親•師友雜憶》314頁）將對抗西學年夜潮以及批評“五四”新文明作為畢生任務，錢穆的這一立場貫徹始終，從未轉變過，這點讓人敬仰。在總共八講的《中國歷史研討法》中，結束語是這樣的：“我不克不及站在純歷史純學術的立場來講話，有時難免帶無情感，隨便空說，請諸位原諒。”（《中國歷史研討法》147頁）這不是客套話，更不是謙卑，而是帶有某種居高臨下的姿態，表白自家后期著作的抗辯立場。“文明自豪，固是一種病。文明自大，亦非正常心思”，考慮到當下情勢，錢穆盼望“堂堂正正地做一個中國人”（《中國歷史研討法》145頁），因此一輩子集中火力批評胡適等人的歐化主張。
在新舊文明劇烈對抗的二十世紀中國，各家都能夠因過分強化自家立場，而懶得體會別人論述的公道性。因是抗辯之書，立場遠年夜于學問；時時處處與新文明人為敵，難得體會對方的好處與貢獻，明顯限制了錢穆的學術視野與論述深度。在我看來，這點殊為惋惜。可斗轉星移，當下中國，社交流會思潮日趨守舊，錢穆的立場越來越遭到推重，我的建議很簡單：懂得錢穆對抗西學的姿態，同時尊敬“五四”新文明人的思慮與選擇。否則，不斷地翻烙餅，各領風騷三五年，晦氣于學術積累與思惟推進。
2016年5月30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
責任編輯：葛燦
